本周一，香港无线电视在新闻报道中宣布第60届戛纳影展赛果时的第一句是：“本港导演王家卫争夺金棕榈奖的参赛电影《蓝莓之夜》在戛纳落败……”，这不免让人想起10年前，同样是在星期一早上，《春光乍泄》扬威戛纳的消息虽来不及被做成头版头条，但多份报章都以报头旁的侧条为王家卫鸣锣开道。那一年，是香港回归前的最后时刻。
三个月前，中国电影落败奥斯卡，但那届让我记住了菊地凛子和渡边谦、中村狮童；三个月后，中国电影再次落败戛纳，而日韩势力继续咄咄逼人，日本导演河濑直美的《殡之森》获评委会大奖，韩国女星全度妍凭《密阳》封得影后，虽然戛纳有很不错的中国情结，但即使张曼玉担任评委也只有心无力。十年，中国电影整体跌到了低谷。
从某种意义上说，戛纳比奥斯卡更电影。如果回望戛纳60年的历史（由1946年第一届开始至今，当中有两年停办），你得到的可能是一部世界电影历史的缩影本，而在此背后写着的是政治和文化角力的潜文本。戛纳诞生于二战后，当时正是法国小姐都拉高了裙子在迎接着美国大兵，而法国电影肩负起了拯救欧洲大陆文化的使命。那是一个视电影为艺术革命与社会关怀的时代，电影被作为一种能反映其时代社会生命力的新兴媒体，令种种创意力量聚焦在戛纳电影节上；那是一个代表了欧洲创意活力的盛会，戛纳比起好莱坞奥斯卡的封闭与自以为是，后者至今仍只把世界电影包括于外语片一栏作竞争，戛纳对来自非欧美国家的关注使其走在了时代之前。单就从戛纳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金棕榈得奖名单中就可以看出，一是以当时中国电影为代表的亚洲的声音逐渐被认可，二是在评论人眼里戛纳成了政治立场的申诉地，最明显莫如颁给《华氏911》金棕榈奖，被视为反布什的一次伟大宣言。总之站在意识形态上，戛纳的艺术取向一直偏左的，戛纳所包含的是世界政治与商业形势的缩影——从欧陆中心转向美国势力介入与抗衡，再转到亚洲的崛起，所以今年就连越南都要在戛纳设立宣传摊位了。戛纳的激进正反映于它是跨越意识形态争端的。就以近二十年为例，戛纳得奖电影除了来自更广泛的地区，叫观众更认识世界之外，更重要的是对更实验性或出众的电影形式的认可，令它成为真正跨越政治文化的艺术盛会。
正因如此，戛纳更注重的是文化的内涵。但是自华语电影凭《霸王别姬》、《春光乍现》、《一一》、《活着》、《花样年华》作为戛纳的一股势力，甚至已经达到了一个常态的高度之后，戛纳电影节分别邀请过张曼玉、巩俐、杨紫琼、姜文、章子怡、王家卫等担任过评审，但自从《霸王别姬》之后14年来，并没有再次拿到金棕榈奖，“惜败”成了利用率最高的词汇。本届虽然依然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影人前往戛纳“做买卖”，他们带去了《功夫之王》、《投名状》、《赤壁》、《三国》、《导火线》、《父子》、《太阳照常升起》、《铁三角》、《集结号》、《梅兰芳》……但遭遇了近乎颗粒无收，据悉，姜文的新片《太阳升起的地方》仅完成一单生意，绝大多数买家都持观望态度，冯小刚的《集结号》竟没能卖出版权。参加“一种关注单元”评奖的两部中国导演的片子，李扬的《盲山》和刁亦男的《夜车》首映时确实热闹非凡，排队看片的观众众多，但两部片子在不同程度上以猎奇的角度展现中国的一些落后现象，以博老外的喜欢，但结果令看过影片的观众反响平平。评论家认为虽然在“主竞赛单元”王家卫《蓝莓之夜》的落败与全度妍的当选影后和《殡之森》获评委会大奖还不一定反映亚洲电影的焦点正在移位，但无可否认的是，“一种关注单元”的两部中国片子依然沿用中国导演在国际影展送展影片上讨好老外的思路，以及王家卫等开始把自己的风格移植好莱坞，这两种倾向是最终导致名落孙山的关键，而无论《密阳》或《殡之森》则凭定位本土获得肯定，河濑直美就认为自己的《殡之森》拍摄的十分日本，其中电影中关于生老病死的诠释都基于日本文化的观念。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杭州春芽实验学校六二中队的42位同学拨打市长热线电话12345，呼吁市政府响应他们的倡议，为了不让长城跌出世界“新七大奇迹”，要“拿出给超女投票的热情，长城肯定拿第一”，这实在是一则十分有趣的新闻，也许在孩子的心里，五千年的长城不过就是台上不男不女翻唱歌曲的李宇春。事实有专家就直言，纵然我们的有五千年的历史，美国只有两百年历史，但他们这两百年保留下的历史最主要的是他们的历史观已经使他们比我们更有历史，而我们所读的历史其实都是剪辑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及现在我们真实看到的是我们成为了渐失自豪和文化逃离心态，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在电影界形成讨好老外和在外嫁接的直接原因。我不是危言耸听或者想哗众取宠，我们不妨就电影论电影，看看中国明星和他们的外国情人就可对这样的心态窥见一斑。从去年开始，章子怡就停止了与中国男人的绯闻，转而和好莱坞明星传绯闻，先是黑人演员特伦斯·霍华德，如今是身价亿万的美国时代华纳大股东Vivi Nevo，虽然很多人并不看好这段恋爱，因为Vivi Nevo被形容为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曾经的女友有名模凯特·摩斯、21岁巴西模特Jeisa、名模卡米拉、前英国《Vogue》编辑现任某名鞋总裁的玛拉·梅隆以及麦当娜的好友，但章子怡坚信“我走遍全世界，很多人就是走不到一块儿，而今终于碰到这个人，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他愿意陪我，也给我自由，我觉得找到了幸福”，比章子怡更勇敢的还有现在“快男”的评委杨二车娜姆，1989年，她认识了《国家地理》杂志外号“鹌鹑蛋”的某美国摄影记者。虽然语言不通，但两人“沟通”很好，通过这个美国人，杨二车娜姆到了美国，两人争吵不断。而且这个美国人还是个同性恋，两个男人把她扔出屋子。几个月后，两人分手，杨二车娜姆刻苦自学，从一句英文也不会修炼成满口洋味脏话骂人。此后，她结交过无数外国男友，深受欢迎，她认为外国人欣赏她那种有了快感就要喊叫，有了尿就在摩托车上喷的性格。1996年，她认识了外交官学校的挪威人石丹梧，就此到瑞士过起自称“外交官夫人”的生活。但一切并不像她至今念叨的那样，石丹梧后来连拿她当大野洋子的替身的机会都不给她了，虽然杨二车娜姆仍会在媒体前说出“我的挪威王子”这样的字眼，事实上，她再也没有去过瑞士，两人甚至电话都没有，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比如韦唯，比如张咪……但中国的明星们依然不屈不饶，李冰冰要进军娱乐圈了，就说：“看来，我也要找个外国男友才行！”难道她们都是身肩着向世界传播中国五千年文化的重任吗？其实是中国人整体对自己文化的失望，所以也难怪看皇帝新装的破小孩韩寒会说出“所谓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就是历史意淫出来的东西，尤其是到了现代。我们意淫了这些根本就不是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美德很多很多年了”这样“大逆不道”的结论来。
这是一张Mashable制做了一张YouTube的使用受限情况世界地图，Mashable的解释是，这印度和中国两个国家都没有正式封锁YouTube，但却随时都有被封的可能。印度可能是由于一则恶搞甘地的视频，而中国则是出于一贯的封锁方针。GFW已经成为中国网民不能不晓的单词，事实上我并无意批评其存在的性质，就像明星们可以很轻易找到投身国外的渠道一样，真正掌握网络技术的人，GFW并不能构成实际意义的壁垒，目前的网络技术有许多破解的办法，但事实是它造成很大的使用网络的不便，至少多绕圈子会使使用电脑消耗更多的时间，还有消耗能源，而毫无意义地增加的能源消耗部分可能直接转换成全球气候变暖的直接因素贻害自然环境。我们远古的文明已经被近代的糟粕所消食殆尽，而我们当代的体制又在限制这渐渐枯竭的文明河床被注入更新的活水，所谓当代文化的前景就可以想象得到。香港第一博客小踢的博客在内地是无法访问的，因此不得不做了一个镜像，在最近的一篇博客“無處容 blog”里，其中提到“先來回顧一下，回歸十年，我們得到什麼失去什麼，要好好列個清單。”文化正在移民，移民的结果就类似王家卫的落败；文化无法引入，无法引入的结果就像再好的国际电影在中国只能看到简直不顺理成章的删洁版，盗版活跃；文化无法自由表达，昨日凤凰卫视对于该事件的缺失报道让我质疑其一贯自我标榜客观公正的新闻真实性。在这样的体制下，只能把公民塑造成这样几类人，集权的官僚、大众的愚民，还有就是或成暴民或成流莺的精英。病态文化和病态人格是无法和谐出好的电影来的。
在日志结尾部分我放了一段河濑直美在第6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颁奖礼上的获奖感言，她说：“拍电影非常辛苦，生存也一样。生活中有许多困难，还有许多事情让我们受苦、犹豫或者在人生的道路上跌倒。这种时候，我们会寻找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来恢复信心与力量，这种东西不是金钱、汽车或衣服，它不一定是有形的物品，而可能是风、阳光以及对逝者的回忆。找到这种东西，就可以支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独自一人继续生活下去。”是呀，不获奖不是电影受指责的理由，关键是我们怎样来找到已经被我们忽视，丢失了几千年的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那东西就叫做人性。如果没有人性，就没有文化，纵然物质再发达，就像海沧px化工项目投产后每年的工业产值可达800亿元人民币，也不会带给一个城市健康的身心。
也许有人又在寄托今年三大电影节的最后一场，第64届威尼斯电影节，那里有张艺谋出任第64届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主席，有李安新作《色，戒》作开幕电影，但中国电影的落败原因并不在其表象，而在内里，在于我们的文化真的出了问题。长此以往，我们真的会失去我们的文化以及塑造文化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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